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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冬，皖南泾县云岭，新四军军部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局势，副军长项英仍在考虑一件事：能不能从苏南、苏中调些部队过来，守住皖南这块根据地。
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地盘。
皖南靠近国民党统治区腹地，交通便利，群众基础也不错，新四军军部长期设在这里。
可问题同样明显，四周多为国民党军控制区域，北面又有长江阻隔，一旦被重兵合围，转移就会十分困难。
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国共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。
国民党军逐步向皖南集结，蒋介石方面要求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，实际上却在沿途设置关卡，准备限制甚至消灭这支部队。
项英判断，皖南仍有经营价值，希望加强力量。
他曾向粟裕方面提出调兵请求。
粟裕没有简单答应，而是从敌我态势、补给条件和退路三个方面反复权衡。
粟裕的意见很明确：“皖南宜早撤，不能把部队困在敌人重兵之间。
” 在粟裕看来，苏北、苏中虽然也有压力，却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机动作战条件。
部队留在那里，既能保存实力，也能不断发展。
若把兵力抽往皖南，表面上是增援，实际上可能是把生力军送进一个难以脱身的包围圈。
项英并未完全接受这一判断。
他更看重皖南的战略位置，也认为日军一旦继续进攻，国民党军的部署可能发生变化。
双方的分歧，归根结底不是谁更重视部队，而是对局势的估计不同。
中共中央很快察觉到皖南的危险。
1940年12月，中央要求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按照部署北移。
可是，转移行动迟迟没有彻底展开，部队仍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。
有意思的是，粟裕并不是不服从中央，而是不愿机械执行一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命令。
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，类似情形再次出现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。
中央一度考虑让华中部队主动放弃部分地区，避开敌军锋芒。
粟裕与陈毅却认为，苏中根据地经营多年，部队有战斗经验，粮食弹药储备尚可，群众也愿意支持，完全可以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作战。
粟裕把意见报到中央：“敌人虽强，但我军在苏中有条件先打几仗，不能一味后撤。
” 这份电报的分量很重。
因为一旦判断失误，华中部队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；
可若能够取胜，不仅能保住根据地，还能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。
毛泽东没有立即拍板，而是结合各方面情报进行研究，最终同意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迎击敌人。
1946年7月至8月，苏中战役连续展开。
粟裕采取集中兵力、各个击破的办法，先后取得宣家堡、如皋、海安、李堡等战斗胜利，形成后来所说的“七战七捷”。
国民党军兵力占优，却始终无法把优势转化为胜势。
这件事说明，粟裕所谓的“抗命”，并不是擅自逞强，而是在掌握情况后提出不同方案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真正成熟的指挥员，不会只看纸面上的兵力数字，更要看地形、民心、补给和部队状态。
皖南的教训，则比苏中战役更加沉重。
1941年1月4日，叶挺、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约九千人开始北移。
由于行动延误，加之行军路线和敌情判断出现问题，部队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重兵拦截。
1月6日，冲突在泾县茂林一带爆发，皖南事变由此发生。
新四军苦战突围，损失极其惨重。
叶挺被扣押，项英、周子昆等人在突围后遭叛徒杀害。
关于突围人数和伤亡数字，史料表述并不完全一致，但部队遭受重创这一事实没有疑问。
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，毛泽东不可能同意从粟裕部队抽调兵力去填补皖南的险局。
“一兵一卒也不准动”，核心不是偏袒粟裕，而是要保住华中这支能够机动作战、持续发展的骨干部队。
此后，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判断。
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，华东野战军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，张灵甫战死；
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，黄百韬兵团覆灭。
两场大战的具体指挥关系各有不同，但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指挥者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1955年授衔时，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，位列大将之首。
他本人对军衔看得很淡，曾多次表示，授予大将已经是很高的荣誉。
战场上的粟裕敢于坚持判断，离开战场后却极少把功劳归于自己，这种反差，正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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